一，一场盛大的技术骗局（怎么写）
怎么写，是小说的技术问题。技术本来应该是工具。但在中国当代文坛，技术成了遮羞布，成了兴奋剂，成了皇帝的新衣。
七九年以前，小说技术陈旧得像博物馆里的青铜器。伤痕文学、反思文学，技术极为粗糙。某年新潮一来，闸门开了。西方的叙事技巧洪水般涌进。这是好事吗？是，也不是。好的是，小说终于有了现代模样。不好的是，中国作家立刻犯了“补药当饭吃”的毛病。他们孱弱的思想，根本消化不了那些复杂的技巧，反而被技巧撑破了肚皮。
先锋小说就是这场“技术中毒”的典型病症。
马原的“叙事圈套”，把故事讲得支离破碎，读者晕头转向，他自己沉迷于“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”这种低级把戏。马原在炫技，炫的是“我会拆故事”的技，至于故事内核是什么？不重要。
格非的“叙事迷宫”，人物飘忽，情节断裂，制造一种知识分子的玄虚感，沉迷的不过是道家那些玩意。
余华早期那些冰冷刺骨的暴力描写，与其说是揭示人性之恶，不如说是用手术刀式的精确，表演一场场文字解剖秀。
……
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什么？内容苍白，思想稀薄，全靠技术撑场面。他们把小说从“写什么”的沉重负担下解放出来，然后一头扎进“怎么写”的轻浮游乐场。这就是思想的胆怯。他们不敢面对真问题，不敢触碰，只好躲进形式的贝壳里，把玩语言的珠贝，自鸣得意。
这种毛病一直遗传到今天。技术实验从先锋变成陈词滥调，变成一种新的八股。各种时空跳跃，多视角叙事，元小说介入，搞得天花乱坠。翻开不少名家新作，第一页就恨不得把十八般武艺全用上。结果呢？读者看完只记得“技巧真多”，至于小说讲了什么，一片模糊。技术大于内容，甚至技术就是内容。这是创作力的彻底破产，是用工艺的繁忙掩盖思想的无力。他们用语言的万花筒，迷惑读者，也迷惑自己，假装繁荣。
这是一个肥皂泡沫大于肥皂的时代。
二，一片盐碱化的思想荒原（写什么）
写什么，是命门。是内容，是主题，是小说的灵魂。中国当代小说的灵魂，普遍缺钙，严重贫血。
根源在哪里？中国作家不读宗教，不读哲学，不读那些真正能塑造精神骨骼、拓展思想边界的硬书。他们的知识结构，要么是残破的古典诗词，要么是二手的西方理论，要么是坊间的流言传奇。他们不懂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：个体尊严、理性精神、批判意识、普世情怀。他们脑子里装的，还是“儒释道”那锅千年老汤，或是被简单化、妖魔化的“启蒙”口号。
于是，他们的写作，被两种本能操控：一是被规训的、寻求安全的儒犬本能；二是无意识的、沉溺乡愁的传统本能。这两者常常奇妙地混合，造出一种思想上的侏儒。
莫言小说的“魔幻现实主义”，是技术吗？是。但内里是什么？是狂欢化的墨法文化，是把残酷当有趣，是把愚昧当奇观，是一种“审刀”的价值观。高粱地、剥人皮、屎尿横流……莫言用爆炸般的感官堆积，掩盖了价值立场的模糊甚至倒退。莫言写历史，写苦难，但最终指向的是一种野蛮的生命力崇拜，一种犬儒式的生存哲学，与现代文明追求的理性、尊严、秩序格格不入。
这种“魔幻化价值观”，是用奇技淫巧包裹陈旧的内核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莫言的小说文化不仅仅是“审丑”，更是审刀，是墨法刀剑文化的小说反应，典型的暴力小说。
莫言暴力小说的泛滥，是传统墨法刀剑文化的回光返照，是白左多元文化的纵容。
更需要指出的是，常识堡痛批莫言，不同于星火们，而是从现代文明价值角度审视。
余华从早期的“血管里流着冰碴子”，到后期的“温情转向”，始终没变的是对“苦难”的廉价贩卖。《活着》是苦役展览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是辛酸杂耍，《兄弟》是荒诞闹剧。余华把苦难抽象化，符号化，变成催泪弹。余华小说只有恶，没有光，没有救赎的可能。这是一种“鬼魂惊慄”式的写作，只有恐惧，没有超越。
余华后期的作品，试图注入温情，却显得虚伪而无力，那是“优编文化”——精心编排的、取悦大众的悲情故事。
阎连科的批判，看似尖锐，实则是“皮毛批判”。《受活》写残疾，《日光流年》写宿命，《炸裂志》写荒诞。阎连科的批判停留在现象层面，是一种咬牙切齿的、同归于尽式的愤怒宣泄，缺乏对根的冷峻剖析，更缺乏建设性的思想维度。他把一切推给荒诞，推给宿命，最终消解了批判本身的力量。
残雪的“伪异化”，更是自欺欺人。残雪早期学习卡夫卡，写出了一些梦魇般的作品。但卡夫卡的异化指向现代人的根本困境，指向形而上的恐惧。残雪的异化，越来越变成私人呓语，变成一种刻意与世俗为敌的姿态，一种“为异化而异化”的形式表演。她的主题，早已停滞。
需要点明的是，私人呓语拒绝鞭挞该鞭的。
高行健的“白左文化”，则是脱离中国土壤的空中楼阁。高行健的逃亡者身份，让高行健获得了一种“自游”。但这种自游，是欧陆尤其是法式白左之自游，其作品充满了普世但空洞的人道主义呓语。高行健跟大量白左，已经站在保守主义文化的对立面。
他们如此，遑论那些更“传统”的作家了。那些传统作家，写乡土，就是田园牧歌或苦大仇深；写历史，就是权谋斗争或帝王将相；写现实，就是家长里短或官场黑幕。他们的主题库，像生了锈的旧工具箱，翻来覆去就那几样。
内容的探险？他们连自家的精神后院都没走出去过。写什么？对他们来说，这从来不是一个需要冒险的问题，只是一个重复熟练工种的问题。
三，反现代文明的集体无意识（不该写）
不该写，是底线。是中国当代作家的集体毒疮。他们大量生产着有毒的、反现代文明的精神废料，却自以为是琼浆玉液。这是无知之罪，更是平庸之恶。
第一类：“岁月静好”型小说。
《宝水》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《湖光山色》《人世间》……听听这些名字，就泛着一股甜腻的、自欺欺人的气息。它们精心营造一个和谐的、温暖的、充满“人情味”的乡土或市井。苦难被柔光过滤，矛盾被温情化解，一切棱角都被磨平。这是是用虚构的“静好”化妆，是怂恿人们闭上眼睛，假装世界很美。这种写作，是对现实的最大背叛，是文学的“帮闲”。
第二类：“反腐小说”、“改革小说”。
这是一种“安全阀”文学。啄木鸟，只啄虫子，绝不啄树……
第三类：劣质传统文化小说。
《大秦帝国》《康熙大帝》《张居正》之流，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重灾区。它们用文学笔法，大肆美化封建砖制，歌颂强人整治，宣扬权谋厚黑。把秦始皇、康熙、张居正……这些封建帝王将相，包装成雄才大略、励精图治的“民族脊梁”，而对他们的砖制、残暴、反人性一面轻描淡写。这是在用今天的笔墨，为历史的僵尸招魂，灌输一种与现代法治完全背道而驰的“明君清官”史观。
《白鹿原》试图探讨民族秘史，但其核心的儒家宗法文化框架，以及对待女性的态度，依然散发着陈腐的气息。这类小说，是喂给大众的鸦片，让人们在幻想中重温帝王梦，消解对现代公民社会的追求。
第四类：“反谏型”小说。
以莫言、阎连科的部分作品为代表。它们看似尖锐批判，但其批判是“有方向”、“有底线”的。它们批判官僚主义，但不及根；批判历史苦难，但归咎于抽象的人性或时代；它们把黑暗写到极致，反而产生一种奇特的“净化”效果——你看，我都骂得这么狠了，还能容纳我，说明还是有韧性的。
这是一种更为狡猾的“反向歌松”，是用极致的“黑”来衬托“白”的合法性，是用“被允许”来证明“宽容”。这是高级的生存智慧，也是精神的彻底溃败。
中国当代作家，就在这三重泥潭里打滚。在“怎么写”上炫技自嗨，在“写什么”上不思进取，在“不该写”的领域里疯狂输出。他们生产了海量的文字，堆砌成一座看似辉煌实则空洞的文学废墟。
如此这般，他们却以启蒙大众自居。一群自身懵懂、精神侏儒、价值观混乱的书写者，拿什么去启蒙别人？他们笔下，要么是没有灵魂的技术空壳，要么是陈旧发霉的思想残渣，要么是包装精美的文明毒药。
在要求读者觉醒之前，他们自己的头脑，首先需要一场彻底的、刮骨疗毒般的现代文明启蒙。否则，他们的写作，不过是又一场热闹而虚无的文字杂耍。
常识堡偏激在，想更多地提醒他们什么不该写。但这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。因此，常识堡永远是一个孤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