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要用现代文明观审视当代作家的作品，无一部作品不被摧枯拉朽。
因为他们的整个价值体系在处在五千年前。
无论女娲补天，还是东汉后补的盘古开天地，无不证明华夏文化被天地观框死。
天地观是华夏文化的出发，也是轨道，更是华夏文化的DNA。
天地观的文化核心是天命论。
天命论分两类：
消极性宿命论：简单说，就是命该如此。
积极性胜天论：简单说，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。
49年代之后，当代进入了所谓的新文学时代，但是，如果发现了他们文学的核心价值观密码，一定会惊讶他们的价值判断竟然停留在女娲补天的时代。
一，消极宿命论：
消极宿命论竟然是当代文学中许多新锐作品的价值核心。
（一）“认命”作品面面观
在《活着》的福贵眼里，活着就是他的命。 他亲手埋葬了所有至亲，最终与一头老牛为伴，平静地接受了命运给予的一切。
在《白鹿原》的白嘉轩眼里，祠堂就是他的命。 任凭时代变迁如“翻鏊子”，他一生坚守族规，认为这是个人无法逾越的本分。
在《长恨歌》的王琦瑶眼里，“上海小姐”的旧梦就是她的命。 她一生的浮沉与最终的陨落，都困在对这段过往的执念里，无力挣脱。
在《生死疲劳》的西门闹眼里，轮回就是他的命。 他怀着天大的冤屈堕入畜生道，历经六世转生，最终在无尽的荒诞中消解了仇恨，认了命。
在《爸爸爸》的丙崽眼里，“爸爸”和“X妈妈”就是他的命。 他这个长不大的傻子，其痴傻的言语却成了鸡头寨命运的无心谶语，是集体无意识的象征。
在《尘埃落定》的傻子少爷眼里，土司制度的灭亡就是他的命。 他看似糊涂，却最早洞察并平静接受了“尘埃落定”的必然结局。
在《受活》的受活庄人眼里，残疾的身体就是他们的命。 他们组建“绝术团”出售自身的苦难，将身体的残缺视为无法摆脱的宿命和谋生的唯一资本。
在《秦腔》的夏天智眼里，唱秦腔就是他的命。 他将一生的心血都倾注于这日渐衰落的古老艺术上，其个人的坚守与艺术的式微形成悲壮的宿命感。
在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的鄂温克族人眼里，下山定居就是他们的命。 他们世代游猎，最终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，不得不告别山林，接受一种全新的、被安排的生存方式。
在《文城》的林祥福眼里，寻找文城（小美）就是他的命。 他带着女儿从北方漂泊到南方溪镇，一生都在寻找一个或许并不存在的归宿，至死方休。
在《人生》的高加林眼里，回归土地就是他的命。 他奋力挣扎想离开农村，但最终兜兜转转，还是失去了一切，回到了人生的起点。
在《平原上的摩西》的李斐眼里，那场没点着的焰火就是她的命。 一次少年的失约，导致她终身残疾，命运由此彻底转向，她只能默默承受。
在《晚间新闻》里的老记者眼里，报道真相就是他的命。 然而在无形的压力下，他最终选择了沉默，认清了个人在庞大机器面前的渺小。
在《蛙》的姑姑眼里，那些被她引流掉的孩子就是她的命。 她一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，晚年却深陷罪责与忏悔，被时代的巨大矛盾所撕裂和注定。
这些人物，无论其背景是乡土还是都市，都展现出一种对强大的外部力量（社会、历史、文化、传统）的顺从或无力反抗，他们的故事共同描绘了一幅80年代后中国当代文学中关于“认命”的图景。
为什么这些作品的人物命运冥冥中被一种力量操控？那是因为华夏文化基因中只有一种力量，即○力。它没有第二种与之抗衡的力量——宗教。在强大的○力面前，任何人的命运只有服从，唯有宗教才能在世俗○力那里夺走人的精神领域，而后在精神领域升华其精神。
命运的真正改变是精神的独立。
作为作家，应该从宗教能使人精神独立角度去写作品。如果没有宗教，就应该批判○力制造的“命”和“认命”，而不应该确立这种“认命”文学。
我们一直说中国当代作家没有精神觉悟，其意正在此处。
（二）为什么说他们的作品都是“认命”小说
第一，批判的武器，仍被宿命囚禁：
他们几乎从不描绘如何用现代性的工具（个体权利、法律、理性）去砸碎宿命的囚禁。人物的反抗（如果存在）往往是传统式的、个人的、甚至是非理性的（如情欲、暴力），最终总被更大的“命运”（历史、土地、轮回）所吞噬。
例如，福贵的“活着”哲学，其实是一种生物学层面的生存，不是一个有尊严的、拥有权利的现代个体的“生活”。这种忍耐力被美学化了，但其内核是对个体价值和精神自由的彻底放弃。在现代视角下，这不是崇高，而是悲哀的彻底性——人失去了“人”的属性，成为仅求生存的动物。
第二，集体无意识压倒个体理性。
现代文明的基础是独立，是能够运用理性为自己负责的个体。但这份名单中的人物，其命运几乎完全被家族（白嘉轩）、历史（姑姑）、集体（受活庄）、文化（夏天智） 这些庞然大物所决定。个人的理性选择空间被压缩到几乎为零。作者沉迷于描绘这种鸡体力量对个体的碾压，并赋予其一种悲壮的美感，然而这恰恰与现代文明“个体解放”的核心方向相反。
第三，缺乏“现代主体性”的构建。
这是最关键的一点。这些作品是伟大的悲情记录者，却是蹩脚的现代启蒙者。它们描绘了“病痛”（个体在传统中国的命运），但开出的“药方”或展示的“结局”，却是回到传统文化的老路：忍耐、轮回、认命、虚无。你看不到一个像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或《肖申克的救赎》或《复活》《悲惨世界》那样，依靠个人的理性和不屈的意志、尤其信仰，真正实现精神的超越和现实改变的现代性主体。
这些作家，以他们仅有的才华，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——那个强调循环、忍耐、鸡体、宿命的“天地观”——最忠实的记录者和无意识的代言人。
二，积极胜天论：
我们不想纠缠华夏天命论另一脉——积极胜天论几千年的轨迹，单说49年代之后的当代文学。当代文学被一种偏左的激情打了鸡血，这些鸡血文学，把平民个体抽象成概念，然后假以概念，传达一种乌托邦精神。
他们的作品，无非就是让平民亚英雄，在虚拟的个人奋斗中改变命运。似乎任何平民都能我命由我不由天。
其实，这些亚英雄不是他们个人改变命运，而是一种精神和一种力量。却原来，这些作品，假以概念性文学形象，以个人改变命运为托，张扬一种精神和力量。
比如梁某宝。比如孙少平（安）。
以孙少平为例。
第一，没有县副主任田福军的推荐，孙少平不可能被招工。
第二，孙少平改变的只是物质命运，也就是给陕北土豆丝多几丝煤矿的猪肉。
命运的改变如果停留在物质层面，其作品的精神境界相当低下。进了煤矿的孙少平，未来也不过就是广场舞大娘旁边的色迷迷的大爷。
真正的命运改变，是精神的升华。《复活》的聂赫留朵夫，处理了土地，过上简朴生活，并为了赎罪和精神“复活”而跟随玛斯洛娃前往西伯利亚帮助她。其生活质量下降，灵魂升华。
有人会说，聂赫留朵夫是贵族，不愁物质。那《悲惨世界》中的冉阿让却是几近饿死的个人奋斗者，为什么他的奋斗在改变物质命运同时，张扬的是信仰？
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文化圈，没有信仰太久，作家竟然不知如何让人物精神升华。
缺少信仰，没有精神升华，那就应该批判，为什么《平凡的世界》们都在百分之百赞美孙少平（安）的低级追求？为什么？
因为作品在赞美孙少平背后那个并不高级的精神。这才是当代命运奋斗小说的巨大阴谋。
《大江大河》中的宋运辉，表面看，似乎是凭借知识改变命运，其实，他个人奋斗是改革开放洪流的推动。他其实不过是一种所谓“进取实干”精神的符号。
《乔厂长上任记》乔光朴改革初期大刀阔斧整顿工厂，是企业家“锐意改革”的典型符号，个人魄力其实显示的是人家的经济建设。
《沉重的翅膀》中的郑子云，在工业改革中勇于突破旧体制束缚，其挣扎与探索直接反映的是“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”的时代主题。
《人间正道》中的改革者群像在基层推动变革，展现个人只有融入国家发展“正道”才能实现价值的集体主义逻辑。
《抉择》中的李高成，在国企改革困境中坚守原则与人民利益，是“忠诚奉献”的干部符号。
《中国制造》中的企业家，其创业历程被描绘成参与国家“制造强国”战略的组成部分，个人成功与国家荣耀绑定。
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的石光荣，革命激情在建设时期延续，将个人完全奉献给组织，是“持续革命精神”的体现。
《士兵突击》中的许三多，“不抛弃、不放弃”从农村娃成长为兵王，是当代集体主义与奉献精神的标准化叙事。
《梦想城》中的建设者们，参与新城规划与建设，个人梦想直接对接“国家梦想”，是时代浪潮下的螺丝钉。
《南方有嘉木》中的国企工人，在时代变迁中坚守岗位，其个人命运与国企发展休戚与共，展现建设者的那种奉献精神。
……
这些作品中的个人“奋斗”，全部绑在宏大目标之上，其个人“成功”是对主流精神的印证与张扬。
命运奋斗小说只写命运，不写生命；只写性格，不写人性。因为写生命，大有写生命的脆弱或被迫害的可能。而性格随时可以“伟大”，人性自是幽暗。写生命与人性有悖于张扬个人命运改变背后的那个精神。
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，新锐小说冥冥中张扬”认命”之宿命论，主流小说明明白白张扬改变命运之胜天论。用天命论中的宿命论宣传Q性，用天命论中的胜天论张扬一种亢奋的精神，而这种亢奋精神，正是Q性的主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