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，存在主义——西方的精神命题
存在主义是什么？简单说，是意识到自游的个体，在荒诞境遇中为自身选择负责并追寻意义的哲学。萨特说“存在先于本质”，意思是，人无先天定质，以行动塑造自身。加缪笔下推石不停的西西弗，明知徒劳而依然坚持，便是这种精神的化身。
但此命题有一前提：人必须是独立的个体。西方思想史有宗教传统与信仰空间，近代社会结构也赋予其权利基础。他们先是“人”，而后才有“存在”之思。他们的困境在于：自游在手，却茫然于选择；○利在握，却陷于虚无。这是一种饱足后的困惑。
二，生存主义——本土的生存策略
本土呢？历史长河中，从来不存在个体独立状态。旧时代，民是载舟之水，亦是统治之物，阿Q式的灵魂难以完整。进入现代历程，个体与团体的持续膨胀，在再役的结构中，不存在个体的主体性。独立人格如果没有普遍确立，存在主义便是无本之木。
这片土地上有的是生存主义。什么是生存主义？是在特定历史结构与现实境遇中，个体为延续生命而形成的整套活下去的策略。其核心常常表现为一种坚韧乃至自我调适的聪明：在压力下迂回，在困境中寻找平衡，在局限里维持活下去的理由。这不关自由选择，而是境遇下的生存聪明。
存在主义关注“人为何存在”，是自游者的哲学之问；而生存主义着力于“人如何存活”，是现实中的生存之法。前者探求意义，后者执着于活着。两者不可同日而语。
三，伪存在主义写作
当代文坛，不少创作与评论将西方存在主义框架套用于中国叙事，营造出不伦不类的文学现象。
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，宗法如天罗地网。白嘉轩一生坚守“仁义”，却被评论家们解释为存在主义的“自我抉择”与“本质坚守”。然而，白嘉轩所坚守的，是宗法礼教赋予的角色与责任，其行为是文化基因的惯性使然，绝不是个体自游的觉醒与抉择。他的悲剧性来自于旧秩序瓦解中的无能为力，而不是存在主义式的自由选择后的承担。这不是对存在意义的追寻，而是在历史车轮下，对既定角色与命运的被动坚守。
残雪的《山上的小屋》，被解读为存在主义的“荒诞体验”。那些扭曲变形的意象，被说成是对世界荒诞本质的揭示。然而，这种变形与扭曲，更多是特定历史时期个体精神压抑的表现，是外部压力在内心世界的投射，绝不是存在主义那种对世界本质的哲学性认识。这是精神创伤的文学表达，不是存在主义的荒诞意识。
高行健的《灵山》，被赋予存在主义的“自我追寻”色彩。叙述者在山水间的漫游与内省，被阐释为存在主义的“自我探索”与“存在之思”。然而，这种漫游与内省，更多是文化失根后的精神流浪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对身份与出路的迷茫求索，不是存在主义式个体在自游状态下的自觉选择与意义建构。这是文化语境中的精神漂泊，不是存在主义的自由追寻。
莫言的《红高粱》，被解读为存在主义的“生命强力”。余占鳌的野性反抗，被说成是存在主义的“自游选择”。然而，这种野性反抗，更多是原始生命力的自然暴发，是特定历史环境下个体生存本能的体现，不是存在主义那种在认识到自由本质后的自觉行动。它仅是生命本能的释放，不是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。
尤其是格非的《褐色鸟群》，被说成是存在主义的“不确定性”。叙事圈套与时间迷宫，被解读为对存在确定性的消解。然而，这种叙事实验，更多是文学形式上的探索，是对传统叙事套路的突破，不是存在主义那种对世界本质不确定性的哲学认识。它是叙事技巧，不是存在主义哲学。
《罂粟之家》被赋予存在主义的“宿命”色彩。刘沉草的人生轨迹，被说成是存在主义的“荒诞命运”。然而，他的悲剧，更多是特定历史时期阶级关系与家族命运的产物，是外部力量对个体生命的无情碾压，不是存在主义那种在认识到世界荒诞后的命运承担。是历史悲剧，不是存在主义式的荒诞命运。
余华的《在细雨中呼喊》，被解读为存在主义的“孤独”与“疏离”。孙光林的童年记忆，被说成是存在主义的“个体孤独”。可是，这种孤独，更多是特定家庭环境与成长经历造成的心理创伤，是具体人际关系中的疏离感，不是存在主义那种对世界本质孤独的哲学认知。这一切只是心理创伤，不是存在主义的孤独意识。
马原的《虚构》，被说成是存在主义的“真实与虚构”的辩证。叙事游戏与元小说手法，被解读为对存在真实性的质疑。然而，这种叙事实验，更多是文学形式上的创新，是对传统小说真实观的挑战，不是存在主义那种对世界真实性的哲学追问。它仅仅只是文学实验，不是存在主义哲学。
北村的《聒噪者说》，被解读为存在主义的“沉默”与“言说”。叙事断裂与意义悬置，被说成是对存在不可言说性的揭示。然而，这种叙事方式，更多是文学形式上的探索，是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，不是存在主义那种对存在与语言关系的哲学思考。
这些所谓先锋派作家，更多的是叙事实验，不是存在主义哲学在作品中的落实。
这些作品中的人物，其行动深受具体历史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制约，是个体在强大外部力量下的被动反应或有限挣扎，与存在主义所强调的、基于自游意识的主动选择与责任承担，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。
四，伪存在主义的评论
评论界的某些现象更值得深思。他们常将西方哲学概念作为标尺，度量中国文学。尺度不合，便削足适履，创造出种种调和性术语，如“本土化存在感”、“苦难中的存在微光”。他们将人物在逆境中的被迫求生，拔高为存在勇气的表现；将环境压迫下的无奈承受，美化为对荒诞世界的沉默抗争。
这种解读，往往忽略了作品赖以生长的具体历史土壤与社会语境，用普世性的哲学话语，掩盖了文学所承载的特定生存经验与历史真实。这与其说是阐释，不如说是以理论之名进行的另一种掩饰。
还是那句话：评论家和作家们默契配合，共同掩盖自己的精神怯懦和精神觉悟的低下，不敢或没有能力面对外部力量再役下的生存主义的真实面目。可怜的是，精神如此低劣和胆怯，却还用人类最先进的文明语词美化、提升自己。所有西方现代语词成了他们精神的增高鞋。
五，为什么是伪话题写作和评论
第一，前提错位。
存在主义思考的起点，是拥有自觉与选择自游的个体。而当个体性长期被各种宏大叙事所覆盖或挤压，其首要问题往往是如何在结构中确立自我，绝不可能在自由之后追问意义。有生存的沉重，绝没有存在的轻盈。
第二，语境错位。
存在主义哲学诞生于西方现代性充分展开、传统价值遭遇深刻危机之后。其所回应的，是“上帝死后”的价值虚无与意义困境。
而本土的社会文化语境，其现代转型的路径与困境具有独特性，所直面的问题与西方并不同一、甚至相反。将应对彼时彼地精神危机的框架，直接套用于描写本土的生存图景与心灵轨迹，当然是死搬硬套。
第三，经验错位。
中国文学中许多震撼人心的力量，恰恰来源于对这片土地上人们具体生存状态的深刻批判。比如鲁迅的作品。
因为这片土地还没有进行精神的现代性转移，只有物质性现代化进程。未庄人只是学会了玩智能手机。
如果没有精神觉悟和思想能力书写再役下的生存，请停止虚伪的写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