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，解构主义的本质
解构主义，源于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，它的核心在于揭示文本内部的自相矛盾，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。它不是简单的“破坏”，而是通过“解构”发现文本中那些被压抑、被边缘化的声音，让意义在差异中不断“延异”（德里达语）。真正的解构，是对一切中心、权威、确定性的质疑，是对○力话语的祛魅。
可是，当代文学的解构主义实践，却成为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。当代作家作家们挥舞着解构的大旗，却只敢在安全的范围内“解构”，对真正的系统结构视而不见。这种选择性解构，其实是伪解构，是精神上的懦弱和精神觉悟的低下。
二，伪解构的典型症状
第一，技巧狂欢：
当代先锋小说最擅长的是形式实验。叙事圈套、元小说、碎片化、拼贴……这些技巧被反复使用，这其实是空洞的炫技。他们沉迷于“怎么写”，却忘记了“为什么写”。当形式成为唯一的目的，文学就失去了与现实的对话、尤其解构的能力。
第一，“欺负”传统
当代作家热衷于解构历史、解构传统、解构那些早已被主流话语抛弃的价值观念。这种解构毫无风险，甚至还能获得“先锋”“前卫”的标签。但面对当下的系统结构、资本逻辑，他们却集体失语。这种选择性解构，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犬儒主义。
第三，语言游戏：
在伪解构的文本中，语言成为自我表演的游戏。意义被无限“延异”，最终走向虚无。这种虚无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深刻，而是精神上的逃避。当一切都可以被解构，一切都没有确定的意义，作家也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。这是最安全的写作策略。
三，一流作家的伪解构实践
《鲜血梅花》是对武侠小说的解构。余华用冷漠的笔调，消解了武侠世界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。复仇变得毫无意义，江湖成为虚无的象征。
这种解构，看似深刻，实际是取巧。武侠小说本就是虚构的文学类型，解构它毫无风险。余华没有解构现实中的各种“力”和不公，而是选择了一个安全的靶子。这种解构，是智力的炫耀，不是勇气的表现。
评论家们对《鲜血梅花》的赞美，集中在“反类型”“反英雄”“后现代叙事”上。他们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：这种解构，除了展示作家的聪明才智，还有什么意义？它触及到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了吗？
《温故一九四二》以冷静的笔触描绘了历史中的苦难，似乎是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解构。它展现了历史中被忽略的个体命运，挑战了单一的历史叙述。
然而这部作品的批判是定向的、有明确时间范围的。它将批判集中于一段早已被定性的历史时期，这是一种安全的怀旧式批判。它对历史苦难的呈现，最终往往被收编为“铭记历史”“珍视当下”的主流话语，而不会对当下的系统结构、资源分配等问题形成真正的寻问。他们的笔锋在触及历史与现实连接处时，总是巧妙地滑开。
莫言的《红高粱家族》，以狂欢化的笔法解构了传统的革命历史叙事，用民间视角、肉体叙事冲击正统表述。这被赞扬为“对主流叙事的成功解构”。
可是，这种解构往往将复杂的现实矛盾转化为一种“生命力”与“压抑”的抽象对抗，或将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转移为奇观式的民俗展览。这种小说常用浓墨重彩的语言、暴烈的情节，掩盖了对深层结构性问题的回避。对乡土的解构，最终变成了对乡土的浪漫化想象，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怀乡病，它不对城乡矛盾、资本入侵、传统瓦解等真切问题的深入追问。
邱华栋《城市战车》这样的都市小说，看似在解构现代都市的神话，描绘都市人的欲望、孤独与异化，充满了后现代的碎片感。
但这种描绘往往停留在表象，是对都市光怪陆离景观的罗列与复写。它们解构了关于都市“繁荣”“文明”的单一想象，却立即坠入对“物欲”“虚无”的另一种模式化书写中。作家犀利地刻画了消费主义的表象，却对制造这些表象的资本逻辑、○力系统怯于深究。这种解构，最终与它所批判的对象形成了共谋——都沉迷于对都市表象的迷恋。
《受活》等作品展现了一种对乡土中国的极端化、荒诞化书写。残疾人的“绝术团”、购买列宁遗体的异想天开，构成了一场匪夷所思的狂欢。它视为对现代性进程、对g命遗产的深刻解构。
可是，这种解构某种程度上是将复杂的、血肉模糊的现实矛盾，提炼为一个高度寓言化、奇观化的故事。苦难被审美化，荒诞被戏剧化，真实的社会问题和人群命运，反而在强烈的象征和隐喻中变得模糊。作家以“魔幻现实”为安全帽，构建了一个既安全又引人注目的批判姿态——一切都可以解释为艺术的夸张，却不指向现实。这种解构，刺激了读者的神经，却没有刺痛现实的要害。
《信使之函》被视为语言实验的极致，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叙事逻辑和语法结构。句子如诗歌般漂浮，意义在能指的滑动中不断“延异”。评论界盛赞它“彻底解构了小说的叙事范式”，“将汉语的可能性推向极致”。
问题是，这场轰轰烈烈的“解构”，究竟解构了什么？它解构的只是读者对“可读性”的期待，是传统小说讲故事的规则。当语言彻底成为一种游戏，当文本不再试图指向任何外部现实，这种解构就成了一种绝对安全的智力玩耍。它不冒犯任何现实中的结构，不触及任何社会神经，只需在语言的象牙塔里自得其乐。这种“先锋”，其实是一种高级保守。
《长恨歌》通过一个上海女人的命运沉浮，展现了城市的历史变迁。表面上看，这是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解构，将历史聚焦于个体命运。
但仔细研究，这种解构依然是安全的。它解构的是历史上个人与时代的错位感，却对历史中的○力结构、社会矛盾保持了一定距离。小说中的上海，更多是一个怀旧的符号，一个审美的对象，不是被深刻剖析的社会空间。这种解构，最终成为了一种精致的伤感，不是尖锐的批判。
四，伪解构系统
伪解构的盛行，有它的系统性。
第一，作家创作：
当代作家在社会与市场的夹缝中找到了“安全先锋”的生存策略。解构那些已被允许、甚至鼓励解构的对象（如某些历史、传统、人性），既能获得艺术创新的美名，又能避开现实的风险。他们将才华用于构建复杂的叙事迷宮和语言游戏，在里面进行不流血的纸上谈兵。
第二，文学评论：
评论家们则用庞大的西方理论体系为这些作品“加冕”。德里达、福柯、德勒兹的理论被削足适履地套用，成为解释这些文本的“权威密码”。批评文章充斥着“能指滑动”“话语○力”“块茎生成”等术语，却唯独缺乏对作品与现实关联度的终极拷问。批评成了脱离文本和现实的、理论术语的自我繁衍。
第三，读者阅读：
一部分读者和文学界，也需要这样的“伪解构”作品。它们提供了“阅读挑战”和“思想深度”的幻觉，满足了圈子内部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资本积累。大家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互相确认、彼此欣赏，共同维护着“文学依然高深、依然先锋”的体面假象。
本民尤其对这些高傲的高级文学群体充满了不屑。
五，真正的解构
真正的解构，其力量从来指向外部，指向那笼罩性的、不容置疑的系统结构。它不是文本的智力游戏，而是思想的冒险行动。
鲁迅的解构，是匕首投枪。 《狂人日记》解构的是整部冠冕堂皇的“仁义道德”史；《阿Q正传》解构的是国民灵魂中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。他的解构，始终关联着“改造国民性”这一沉重而急切的时代命题，字字带血，声声呐喊。
卡夫卡的解构，是精准预言。 《变形记》解构了亲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本质；《审判》和《城堡》则像一份详尽的病理报告，解构了现代官僚体系如何以理性之名行荒诞之实，如何将人异化为无名无姓的案件或卷宗。他的解构，直指现代人普遍而深刻的生存困境。
真正的解构精神，是一种不妥协的质疑精神，是拒绝被任何现成话语（哪怕是“解构”话语本身）所收编的批判立场。它要求作家不仅要有语言的技艺，更要有思想的勇气和现实的关怀，敢于用笔去叩问那些被掩盖的真相、被压抑的声音、被合理化了的荒堂。
当代文学中这种“伪解构”的盛行，是一场盛大的避重就轻。他们乐此不疲地搭建精致的叙事迷宫，却不敢直面迷宫外的真实世界；他们热衷于在语言内部进行无限的游戏，却怯于让语言成为照亮现实的光芒。
作家应该从理论符号的套用中走出来，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，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，用属于自己的语言去言说那难以言说之物。评论家更应该从晦涩术语的堆砌中走出来，让判断重新接地，勇敢地指认什么是真正的创造与勇气，什么是精致的平庸与怯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