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向死而生”这个词，如今在文学圈里都快被用烂了。翻开当代文学评论，常常能看到这四个字。作家们用它来标榜自己的作品有深度，评论家们用它来显示自己的理论功底。但说实话，真正懂得这个词的人，在中国当代文坛恐怕没有几个人。
“向死而生”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《存在与时间》中提出的核心哲学概念，它指人通过直面死亡来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这一概念强调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而是生命的一部分。只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终将死亡，人才能从日常的“沉沦”状态中觉醒，摆脱对他人和社会的盲从，开始真正为自己而活。
向死而生意味着：承认死亡的必然性，从而珍惜当下的每一刻，勇敢地做出选择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，活出本真的生命。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存在主义哲学，强调人的自由、选择和责任，鼓励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出无限的意义。
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海德格尔的这套理论背后，其实有着深厚的J督教背景。J督教解决的是人死后的灵魂问题，它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——不会死就不会生。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人死后变成鬼，所以大家都怕死，都在逃避死亡。这就导致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中国人只活在当下，只关注肉体的活着，养生学、烹饪学、广场舞……特别发达，但精神层面的追求却一直匮乏。
第一，没有一部灵魂之作
中国当代作家写死亡，要么写得很物质化，要么写得很巫术化，要么写得很功利化。他们写不出真正的灵魂之作，因为他们没有对灵魂的理解没有达到“向死而生”的深度。他们不懂得“向死而生”的如下含义——“从而珍惜当下的每一刻，勇敢地做出选择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”。
《现实一种》将死亡的“物质化”推向了极致。它写了一个家庭内部因为孩童意外死亡而引发的连环报复，通篇充满了冷漠的暴力描写和精细的生理性叙述。山岗、山峰兄弟的互相残杀，像是一场被本能和仇恨驱动的机械表演。
余华用外科手术般冷静的笔调，描写了死亡的过程——血如何流，身体如何痉挛，生命如何熄灭——却唯独回避了死亡对生存者意味着什么。死亡在这里，成了一场纯粹的肉体毁灭事件，一场家族内部的暴力循环。
小说中的人物面对亲人的死亡，没有灵魂的震颤，没有存在的反思，只有仇恨的延续和动物性的报复。这根本不是“向死而生”，而是“向死而死”——死亡仅仅是暴力的终点，不是照亮生命、促人觉醒的起点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由“向死存在”带来的本真决断，在这里完全没有。
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，看似在宏大叙事中处理生死轮回，实际上与“向死而生”南辕北辙。地主西门闹怀着冲天冤屈被枪毙，然后历经驴、牛、猪、狗、猴的五世轮回，最终又转世为人。莫言写得波澜壮阔、想象奇崛，但内核依旧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与佛教轮回观的混杂。他关注的是“死后会怎么样”，是魂媳在不同肉身中的漂泊与见证。而海德格尔的“向死而生”恰恰反对这种将死亡对象化为“死后事件”的思维。它要求的是在此生此世，将死亡作为最本己的可能性承担起来，从而激发出生命的紧迫感与责任感。
西门闹的轮回更像是一种“不死”的承诺（哪怕变成畜生），一种对“终极终结”的逃避，这与直面死亡虚无、并在其中确立生命意义的方向完全相反。
残雪的小说世界，则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灵魂之作的缺失。在她《山上的小屋》《黄泥街》等作品中，死亡、腐朽、噩梦般的意象到处都是，人物关系扭曲，世界显得荒诞而肮脏。残雪似乎触及了存在的深渊，但她笔下的死亡恐惧与精神变异，更多地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生存焦虑的隐喻，一种对精神压抑状态的超现实主义呈现。这种描写看似深刻，但它往往陷入一种封闭的梦魇，缺乏“向死而生”所蕴含的积极建构性——即在对死亡限度的认识中，勇敢地筹划和选择自己的能动性。残雪描写了“迷失的可怕”，但没清晰指引如何通过“向死而生”找到“真实的活法”。残雪的世界充满了精神的“鬼影”，却很少见到那束由死亡照射进来、让人清醒并决定好好活一次的光芒。
第二，只写生，不写死
真正面对死亡而写作的中国当代作家几乎不存在。他们写死亡，要么是为了情节需要，要么是为了主题服务，要么是为了塑造人物。死亡在他们笔下，只是一个工具，而不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哲学问题。
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田晓霞的死，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著名的死亡事件之一。但路遥为什么要写死田晓霞？他真的是在“向死而生”吗？田晓霞是在抗洪抢险中为救一个小女孩而死的。表面上看，这是英雄主义的牺牲，是为了理想献身。但仔细想想，这种死亡有什么意义？田晓霞的死，是为了衬托孙少平的个人奋斗，是为了让孙少平这个人物更加丰满。换句话说，田晓霞的死，是在为孙少平的个人奋斗和自己的职业理想服务。而孙少平的个人奋斗又是什么？是迎合改g。田晓霞的职业理想是什么？直接为正能量服务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恰恰是当时主流所倡导的。所以田晓霞的死，本质上是在为某种S想服务，而不是在探讨死亡本身的意义，不是一种自由的选择。
余华的《活着》，常常被误解为一部关于“活着”的哲学之书。但仔细看，福贵的一生，亲人接连死去，最后只剩一头老牛。余华写了那么多的“死”，但余华真的在写“死”本身吗？没有。他写的其实是“生”的苦情（不是苦难），是历史碾过个人时留下的伤痕。
福贵家人的每一次死亡，都是外部力量（战争、晕动、贫穷、疾病、还有……）作用的结果。福贵本人面对死亡，只是一种动物般的麻木承受，一种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的苟且。在这里，死亡是外来的灾祸，是命运的劫数，主人公从未曾主动面对过它，更未曾从对死亡的领悟中获得任何生命的动力。这恰恰是对“向死而生”的反面诠释——死亡只是一次次被动的终结，从来没有能够成为照亮生存的灯塔。
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，写了一个女人王琦瑶的一生（从民国到解放后），最后被一个年轻人杀死。表面上看，这确实是在写死亡，但仔细想想，这跟“向死而生”有什么关系？王安忆写的是历史的变迁，是时代的更迭，是人生的无常。王琦瑶的死，只是在为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服务，在为那个时代的荒诞服务。
死亡在王安忆笔下，只是一个工具，而不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哲学问题。
第三，用主义歌颂死亡
中国当代作家不敬畏死亡，反而用主义来歌颂死亡。他们不写死亡，而让死亡为有限的主义服务。
死亡只能死给信仰，不能死给其他。
《平凡的世界》中田晓霞的死，被包装成英雄主义的牺牲，被用来证明某种价值观的正确性。“向死而生”是要人直面死亡的虚无，从而活出本真的生命。而田晓霞的死，恰恰是在逃避死亡的虚无——用英雄主义的光环来掩盖死亡的残酷。
《活着》中，福贵家人的死亡，串联起了中国现当代的苦情史。每一次死亡，似乎都在诉说着“活着”的不易与坚韧。但这恰恰是用“活着”的价值观，吞噬了“死亡”本身的意义。死亡在这里，成为证明“活着”之伟大的注脚。福贵最后与牛相伴的“活着”，更像是一种对死亡威胁的消极和解与精神胜利，而不是在直面死亡绝境后迸发出的、充满自由与决断的生命力量。这不是“向死而生”，而是“向生而忍”。
战争小说中的死亡，更是歌颂的典型。它们里面的死亡描写都是为了表现英雄主义，为了表现某种理念的正确性。那些死亡，被包装成“为理想献身”，但实际上，它们只是在为某种有限的东西服务。信仰是超越性的，而其他是有限的。但中国当代作家恰恰相反，他们让死亡为某种别的东西服务，让死亡失去了它本来的严肃性和神圣性。
为什么中国作家不懂“向死而生”
说到底，中国当代作家不懂“向死而生”，是因为他们不阅读宗教及哲学。
中国当代文学里，真正懂得“向死而生”的作家，可能只有史铁生。他的《我与地坛》《病隙碎笔》，才是真正在探讨生死问题，在直面死亡的虚无。但史铁生之后，中国当代文学在生死问题上，似乎又回到了原点。
请慎用“向死而生”这个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