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当代文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。这不仅仅是市场萎缩、读者流失的问题，而是作家群体集体陷入自我设限的怪圈。他们用看似精巧的文学技巧，编织了一个个自我安慰的茧房，最终将自己困在其中。这种困境的核心，在于两个致命的定势：价值定势与思维定势。
一，价值定势——在安全区内的自我重复
当代作家的价值立场呈现出令人担忧的单一化倾向。许多作家选择在安全的边界内进行创作，宁可重复自己成功的模式，也不愿冒险尝试新的可能性。
刘震云的《咸的玩笑》延续了刘震云自己标志性的“刘氏幽默”，以夸张的语言和情节安排试图展现社会变迁中的荒诞性。然而，这种幽默逐渐固化为一种叙事定式——通过制造话语与现实的错位来产生讽刺效果，却在深度挖掘上显得力不从心。作品关注社会转型期普通人的生存状态，但过多的调侃削弱了应有的严肃思考，使得原本可能触及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被消解在段子式的叙述中。
苏童2025年推出的长篇新作《好天气》耗时十一年完成，这本来应该是一次创作的飞跃，却令人遗憾地呈现出另一种自我重复的困境。作品依然延续苏童擅长的江南叙事，聚焦城郊结合部的“咸水塘”，通过两位同名“招娣”的命运展现社会变迁。然而，那些“黑天气”“白天气”“酸天气”的意象营造，虽然源自作家童年对苏州城北工业区的记忆，却成为又一次对个人美学符号的重复调用。当一部作品的主要价值被归结为“延续了作者一贯的江南叙事美学”时，这恰恰暴露了作家在突破自身定势上的无力。四十七万字的篇幅，十一年时间的打磨，最终却依然在个人最熟悉、最安全的叙事领地里打转，这不能不说是作家自我设限的结果。
二，思维定势——传统与现代的简单对立
当代作家的思维困境，还体现在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上。许多作品在涉及传统与现代关系时，往往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。
阿来的《云中记》在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冲突时，试图通过一个祭师的故事展现两种价值体系的碰撞。但作品在呈现这种碰撞时，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将传统浪漫化、将现代简单化的倾向。真正深入的思考应当超越这种表面化的对立，探索两者之间更为复杂、纠缠的关系。
王安忆的创作也面临类似问题。《长恨歌》通过对上海一座城市和一个女性命运的书写，展现了出色的历史叙事能力。然而，后续作品中那种对城市物质细节的绵密描写、对市民生活方式的精细刻画，逐渐固化为一种特定的叙事范式。当方法论本身成为目的，对生活复杂性的探索必然让位于对叙事风格的维持。
更值得深思的是，当苏童在《好天气》中将创作焦点对准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的社会变迁时，本有机会对那个转型时代做出更具深度的反思。但作品最终呈现的，依然是作家熟悉的、经过美学过滤的江南记忆。那些水泥厂的白烟、炭黑厂的黑烟、制药厂的黄烟，被转化为“彩色天空”的文学意象，却错过了对那个时代工业变迁与社会阵痛更本质的触及。当作家满足于将个人记忆转化为美学符号时，他就回避了对历史复杂性的真正直面。
三，自我设限的创作循环
当代作家陷入的困境，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自我强化的创作循环。
首先，成功模式的反向束缚。当一位作家凭借某种风格或题材获得认可后，市场、评论界和作家自身都会形成一种期待，这种期待逐渐转变为无形的压力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创作境遇就很具代表性。国际奖项带来的巨大关注，使莫言的每个新动作都被放在放大镜下审视，这种关注既可能是动力，也可能成为创作的负担。
其次，代际经验的隔膜与想象力的枯竭。50后、60后作家经历了社会的剧烈变迁，他们的创作往往与个人生命经验紧密相连。但对于更年轻的事件，他们只能依靠观察和想象。当这种观察停留在表面，想象缺乏足够的现实根基时，作品就很容易显得空洞或失真。
文学评价体系的单一化倾向。当前文学评价往往过度依赖奖项、销量和媒体曝光度，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促使作家向“安全”的创作方向靠拢。真正具有探索精神、可能失败也可能突破的作品，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中必然处于不利位置。
以苏童《好天气》为例，这部作品从命名阶段就显示出对市场接受度的考量——原名《咸水塘史》因担心北方读者不理解而改为《好天气》，在江苏书展高调首发并启动全IP开发计划。这种创作之初就对传播效果的精打细算，恰恰反映了当代作家在艺术探索与市场预期之间的艰难平衡。当一部作品的命运在动笔之前就已经被纳入完整的营销体系时，真正的艺术冒险还有多少空间？
四，可能的出路——打破定势的思考
要走出自我设限的困境，当代作家应该正视几个根本问题。
第一，重新建立文学与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。这不是简单地将现实事件搬进作品，而是要在时代变革中捕捉那些还没有被充分言说的事实，尤其是结构性问题。当社会以惊人速度变化时，文学如果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感知方式中，就会失去回应现实的能力。
第二，对传统的真正消化而不是简单挪用。传统不是现成的符号库，可以随意取用装饰文本。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，尤其对劣质文化的反省，需要建立在对传统的深入理解和对当下现实的深刻把握之上。当代作家要做的是用现代文明价值体系审视传统文化。
第三，建立多元的文学评价体系。健康的文化生态应当容许多种创作方向的存在，既有对现实的（尤其是结构性问题）深入挖掘，也有形式的实验探索；既有对历史的重新思考，也有对未来的想象。
中国当代文学需要一种冒险精神，需要作家们勇敢地走出自己建造的舒适区，发现时代最根本的问题，给未来书写这个时代应有的文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