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极（普世）价值是指超越国家、民族、信仰差异的普遍适用价值观，其核心包含公平、正义、自游、民注、法治、人⊙等基本理念。这些价值观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和J督教普世概念，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后被资产阶级确立为反时代的正治理念。
终极价值强调人的基本⊙利和自游意志，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以及正义的原则。当然，终极价值在西方国家的实践并非完美，历史上存在种族歧视、贫富分化等问题，但其核心理念仍然被视为人类道德的共同底线。
中国当代作家群体在终极价值与元权话语之间的暧昧态度，呈现出一种令人深思的群体性现象。他们既渴望获得国际认可，又惧怕触碰颜色线，于是发明了各种“安全套”式的创作策略。
一，概念偷换与价值扭曲
莫言提出文学要“超越党派、超越阶级、超越正治、超越国界”，表面上推崇一种普遍性的人性书写，但实际上莫言常以此为盾，行安全创作之实。莫言惯用“人性”这类终极价值话语，掩饰对历史与现实的简化与偷换。
在《丰乳肥臀》等作品中，莫言虽然以挖掘“人性深度”为名，却往往将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历史进程，压缩为个体命运的偶然与荒诞，实质上淡化乃至模糊了历史中的是非曲直、正邪对立。这种以“超然”姿态进行的“人性审判”，往往陷入对历史背景的虚化处理，不但没能够触及真正的普遍性，反而在“去正治化”的包装下，不自觉地维护了某种固化的叙事模式，与其所宣称的批判立场形成微妙的反差。这本质上是以批判之名，行为既有秩序背书之实，最终抽空了文学应有的社会介入力量与真实的情怀。
王朔的“痞子文学”则是另一种策略。王朔以戏谑、反讽的语言调侃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，表面上是对现存秩序的挑战，实际是一种犬儒式的自我保护。王朔的作品中，人物毫不避讳自己的不正经，揭开假正经的面具，但这种解构最终成为一种话语游戏，缺乏真正的批判深度和建设性。正如有人所言，这种创作无法引导读者正确认识现代文明价值，反而可能引发消极情绪与思想混乱。
二，历史叙事的暧昧书写
阎连科的“神实主义”将现实与魔幻结合，看似批判现实，实则通过荒诞化处理消解了批判的力度。他的作品如《受活》《炸裂志》等，虽然触及社会问题，但过度的魔幻色彩使其批判性被稀释，成为一种安全的“艺术探索”。
余华的《活着》通过福贵的悲惨命运来展现历史的残酷，但这种个人苦难的书写往往抽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，将悲剧归因于命运无常，而不是结构性压迫。这种“去正治化”的叙事策略，既满足了国际读者对中国苦难叙事的期待，又避免了直接触碰颜色线。
贾平凹的《废都》则以颓废的文人生活为题材，通过性描写和虚无主义情绪，转移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。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沉溺于个人欲望，放弃了社会责任，这种书写既满足了猎奇心理，又规避了真正的社会批判。
三，乡土叙事的去正治化
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虽然描绘了陕西农村的社会变迁，但将历史冲突归结为宗族斗争和人性善恶，淡化了等级矛盾和斗争。作品中的白嘉轩和鹿子霖的冲突，更多是传统宗法社会的内部矛盾，而不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斗争。
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通过土司制度的覆灭展现藏族社会的变迁，但将历史进程归结为“傻子”的视角和宿命论，消解了g命叙事的正治意义。这种“去正治化”的乡土叙事，既获得了主流认可，又满足了国际市场的“东方主义”想象。
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通过底层人物的命运流转，展现了中国社会的荒唐性（非荒诞），但这种荒唐被归结为“说不着”的孤独感，而不是结构性问题。作品中的杨百顺、牛爱国等人的命运，更多是个人际遇的偶然，而不是社会结构的必然。
四、知识分子的自我矮化
钱钟书式的“洁身自好”成为一种典型姿态。钱钟书在特殊年代选择沉默，保持学术独立，但这种“消极自游”实际上是对公共责任的放弃。正如钱理群所言，这种选择虽然可以理解，但不应被过度美化。当代许多作家效仿这种姿态，以“不掺和”为荣，实则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。
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等作品，虽然反思了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，但最终将苦难升华为“灵与肉”（有灵吗？）的辩证，将正治迫害美化为精神洗礼。这种“苦难美学”实际上是对历史创伤的消解，将正治问题转化为个人成长叙事。
王小波的“黑色幽默”虽然具有批判性，但其自游人文主义立场往往被简化为“特立独行”的个人姿态，而不是对系统的社会批判。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《革命时期的爱情》等作品，通过性描写和荒诞叙事解构g命话语，但这种解构更多停留在话语层面，缺乏对结构性问题的深入剖析。
五，主旋律的投机书写
张平的《抉择》等反腐小说，虽然揭露了官场的腐败，但最终将问题归结为个别腐败分子的道德堕落，而不是性缺陷。作品中的李高成等“青天式”人物，通过个人英雄主义解决问题，这种叙事模式实际上是对现实矛盾的简化处理。
周梅森《人民的名义》等作品，虽然触及了敏感话题，但最终将反腐斗争归结为内部健康力量与腐败分子的斗争，回避了对⊙力监督系统的深层反思。这种“主旋律”书写，既获得了官方认可，又满足了市场需求，成为一种安全的投机策略。
刘醒龙的《圣天门口》等作品，虽然试图重写g命历史，但将g命叙事与家族传奇结合，通过复杂的叙事技巧消解了历史的正治性。这种“新历史主义”书写，既满足了艺术创新的需求，又避免了直接的历史评价。
六，先锋文学的逃避策略
苏童的“颓败美学”以其对阴郁、潮湿、腐朽的南方家族史的精细雕琢，将宏大的历史变迁溶解为闺阁、庭院与河流之间的颓靡传奇。《妻妾成群》《米》等作品中，那些在欲望、阴谋与宿命间沉浮的个体，其悲剧常被归结为某种阴郁的“人性”或轮回的“报应”，历史的惊涛骇浪在此退化为人物命运模糊而华丽的布景。这种将历史劫难审美化为一种忧郁的、可供欣赏的颓废意象的笔法，虽然营造出独特的文学意境，却也在选择性的细腻叙述中，耗散了历史本身的棱角。当一切动荡与不义最终都被集中于一种感伤主义的、近乎唯美的命运感叹时，文学对历史严肃性的探究与追问，便悄悄让位于对一种颓败风情的安全玩味。
格非的《敌人》《欲望的旗帜》等作品，通过悬疑叙事和哲学思辨，将社会问题抽象化为存在困境。这种“去历史化”的书写，既满足了学术界的理论兴趣，又避免了直接的社会批判。
残雪的《黄泥街》《苍老的浮云》等作品，通过梦魇般的意象和荒唐（非荒诞）叙事，展现人性的扭曲，但这种书写往往停留在心理层面，缺乏对具体社会问题的指向性。这种“向内转”的倾向，成为许多先锋作家的安全选择。
中国当代作家的这种“安全套”现象，反映了他们在压力和市场诱惑之间的尴尬处境。他们既渴望获得国际认可，又惧怕触碰颜色线；既想保持批判立场，又担心失去生存空间。这种暧昧态度导致他们的创作往往流于表面，缺乏真正的思想深度和批判力度。当代文学最缺乏的不是技巧，而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担当。真正的文学应该像奥威尔那样，敢于用笔尖刺破⊙力的谎言，而不是躲在终极价值的外衣下，为反文明的东西背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