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代作家面对外部环境，普遍采取了迎合的态度。他们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自我保护方法。这个方法的步骤很清楚：首先，把外部限制变成自己内心的选择；然后，根据这些限制建立一套内部的评价标准；最后，把这套以安全为首要考虑的审美观念说成是“正统”或“高级”的文学。
这个系统的最终目的，是为了保证创作和发表的安全，而不是探索真理。结果是，文学从一种有危险的思想活动，变成了一种安全的手艺。
一，自我萎缩
当代文学创作最明显的特征，就是题材范围自觉而普遍地缩小。那些真正触及时代核心、可能引发深刻思考和争论的问题——比如对结构的深入反思、未经修饰的历史复杂性、个人在庞大体系中的真实挣扎和冲突——正在从主流作家的笔下系统地退出。
有些共同的地方，中国当代作家集体旷到。
然而，这种退出却被精心掩饰。它很少被说成是无奈或压力下的“被迫放弃”，而是被巧妙地表达为一种更有主动性的“主动选择”。
余华在《第七天》里，用死者的视角来写社会不公。超现实的写法当然有叙事上的考虑，但它不可否认的作用，是为尖锐的现实批评套上了安全套。
更完整的例子是刘震云的创作变化。从《单位》《一地鸡毛》时期对系统内生活逻辑尖锐、准确甚至令人疼痛的描写，到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用官场喜剧的荒诞感来冲淡问题的尖锐性，再到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》对社会热点进行表面化的、不触及本质的轻松描写，他的作品中批评的锋芒和介入现实的勇气，在持续的形式变化和风格调整中逐渐退化，最后走向一种安全的“聪明”写作。
其新作《咸的玩笑》，依然用刘式幽默调戏苦情（绝不是苦难）。当代作家一定会把这种聪明的滚刀肉写作写到最后一天。
我们的质问是，如果到了最后一天的第二天，这些作品是不是会轰然倒塌？
活了一把年纪了，该为死后写一部东西了。
更年轻的作家更加彻底地实践了这种“安全美学”。以双雪涛、班宇等为代表的“铁西区故事”，把巨大的社会变革带来的痛苦——比如下岗潮导致的生活道路断裂和尊严丧失——巧妙地变成了一种充满怀旧感的个人命运悲歌。社会结构性的悲剧被化解在浓厚的抒情笔调和个人的伤感中。剧烈的“疼痛”被提升为可供审美消费的“痛感”，这些作品本应有的社会反思和批判力量，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不见了。
二，为安全服务的评价标准
在自我收缩后变窄的创作空间里，一套与之相配的新评价标准迅速建立并巩固下来。这套标准的核心运作方式，是一种关键的概念替换：它把“作品是否具有思想勇气和直面真实的力度”这个根本性质疑，悄悄地变成了“作品是否展示了熟练的叙事技巧和精美的语言形式”这种技术性讨论；同时，把对文学核心价值的判断，换成了对表面美学风格的评判。
在这种逻辑的主导下，作品的“安全”成了不用明说的前提，而“精致”则成了最高追求。
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因为对上海城市脉络和历史气氛极其细腻的描绘而受到高度赞扬，成为当代文学的所谓典范。然而，评论界大多沉醉于对其“海派风情画”的称赞，却很少严肃地质疑作品对历史进程和个人命运关系的选择性描写，以及背后存在的叙事回避。
格非的“江南三部曲”也同样因为叙事结构的精巧复杂、语言风格的沉静典雅而获得高度评价。然而，三部曲中知识分子跨越百年的精神探索，最终大多是迷茫和空虚，缺乏真正的精神超越。这种思想上的后退，因为它包裹在精美的形式之中，反而被看作是文学“深度”的表现。
这个系统最权威、最明显的体现，就是各种主流文学奖项的评选机制。以最有影响力的茅盾文学奖为例，看看近年的获奖作品，比如《人世间》《北上》等，很容易发现它们的共同套路：尽管它们在时间跨度和空间转换上结构宏大，但它们的核心叙事动力和最终结局，都精确地指向“苦难最终会被温情化解”、“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”这类安全的主题。其史诗性技术上的完美，掩盖了它们在面对历史和现实中最复杂、最尖锐、最无解的矛盾时的集体沉默和巧妙回避。
这个系统还生出了一种可以叫做“研讨式创作”或“项目式写作”的新模式。作家在构思和动笔之初，他们潜在的读者和评价场合就已经确定：作品是为哪种文学期刊写的、适合在哪个层次的研讨会上被分析、可能申报哪一类某方或机构资助的创作项目。创作变成了针对特定评价体系的生产。
阿来的《云中记》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产物。面对汶川地震这个承载着巨大民族伤痛的极端事件，作品选择把它变成一首充满宗教安慰感和自然诗意的安魂曲。个体生命突然毁灭的惨烈、灾难背后的自然和伦理追问，被博大、悠远的抒情风格和“生死循环”的哲学意味所覆盖和提升。真正的、令人疼痛的、也许无解的追问，在“美学提升”的过程中被安全地搁置了。
地震是天灾，难道因为它发生在某个时代就应该缺失悲剧性和绝望感，这究竟是写作习惯还是下傻了。
三，安全性霸权
当前两步——主动收缩题材和建立内部技术标准——完成之后，第三步就是把这种天生带有安全基因的“美学”树立为唯一的、最高的文学正统，并且系统地贬低、排斥任何试图越过这个边界的写作实践。
在主流文学期刊的重要评论版面、在高校创意写作专业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课堂、在各级作家协会组织的创作研讨会和交流会上，一种话语逐渐占据了垄断地位。那些试图正面触碰现实问题、展现生存真实面貌的作品，很容易被贴上“缺乏文学性”、“艺术转化不够”、“等同于新闻报道或报告文学”的标签。相反，那些在题材、主题和思想倾向上都严格保持在安全边界之内，同时努力进行叙事技巧翻新、语言实验、形式探索的作品，则被尊奉为“纯文学”、“真正的文学”典范。评价的天平，完全倒向了“安全”前提下的“精致”。
这正是他们能够进行文学忠身制、永霸文坛的原因之一。游戏规则他们定，然后由他们游戏。
贾平凹的《山本》为这一点提供了厚重的例子。这部近四十万字的小说，以它对秦岭地区自然风光、民间风俗和人事近乎百科全书式的密集描写让人惊叹。评论界毫不吝啬地用“厚重”、“丰沛”、“史诗气象”来赞扬它。然而，一个关键问题被普遍回避了：作品把二十世纪前半叶秦岭山区各种力量之间残酷、血腥的武装冲突和生存斗争，整体上虚化、寓言化成了一个类似传统“江湖传奇”的叙事框架。暴力的具体历史根源和残酷性质，在草木虫鱼的诗意描写和人物命运的传奇化处理中被模糊、稀释了。好像只要故事的编织足够细密、语言足够具体有力，作品对历史本质的选择性呈现和重新构建，就可以不被看作是一种思想或立场上的缺陷，甚至被认为是一种高明的艺术处理。
更具有隐蔽性和迷惑性的现象，是“非虚构写作”浪潮中隐藏的自我保护。梁鸿的“梁庄”系列、黄灯的《我的二本学生》等作品，因为题材直接联系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实断面而受到很多关注，它们似乎承诺了一条更直接、更“真实”的文学道路。然而，深入阅读许多这类作品就会发现，一种强大的叙事习惯依然存在：它们常常巧妙地把结构性的社会问题转化成一个个具体的、关于个人奋斗、坚韧品格或情感救赎的故事。宏大的批判性观察，最终化解成一种温和的、充满“同情和理解”的“人文关怀”。真实被呈现出来了，但同时又被小心地包裹，它刺痛人心的棱角被磨平了，确保了文本最终处于安全的情感共鸣区域，而不是危险的思想挑战区域。
四，犬儒主义的彻底化
这一整套自我保护系统运行到现在，它最深的结果，是写作者在精神层面普遍的“犬儒化”。他们不是不知道某些真相的沉重和某些领域的禁忌，但他们选择了一种更深层的妥协：不仅接受这些限制作为写作的前提，而且把这种接受变成一种更高的、“明智”的“艺术见解”或“生存智慧”。
王朔的创作生涯轨迹是这种犬儒化过程的典型例子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，他的小说用戏谑、讽刺的笔法，对主流话语、虚伪的道德说教和社会常规进行了极具破坏力的尖锐解构，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洞察力。然而，在后期的创作如《我的千岁寒》中，王朔突然转向了空虚玄妙的哲学思考和语言游戏。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作家个人的思想转变，但结合他创作环境的变化，也清楚地显示出一条从“正面强攻”式的社会文化批评，向“战略性放弃”后的形而上学安全领域撤退的路线。当现实的墙壁显得太坚硬时，退入云山雾罩的哲学和语言迷宫，成了最无可指责的安全选择。
哲学是为了帮助文学能够清醒地面时现实，而不是让文学逃到哲学那里做哲学性文犬。
在更年轻的作家群体中，这种犬儒主义表现为对“小叙事”的极端沉迷和对历史社会“大叙事”的刻意远离。孙频、文珍等作家的作品，充满了对都市男女微妙心理、精致情感体验、狭窄人际关系的近乎显微镜式的细腻分析。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、结构性矛盾和公共问题，只是作为模糊的、遥远的背景而存在，绝不进入叙事的核心。当被质疑他们作品格局太小、与现实关切太弱时，一句“我只写我确信的、我真正了解的个人经验”就成了最有效的挡箭牌。这句看起来真诚的创作宣言，背后恰恰隐藏着对更广阔、更复杂、也更危险的现实领域的自觉回避和自我开脱。文学变成了在个人心理小天地里做精细手艺的精致活动，并且以“深度”自我标榜。
八零年代发家的文学犬儒们，影响中国文学至少五代。
五，被垄断的定义权
当代文学面临的危机，未必只是约束的强弱，而在于创作主体面对约束时几乎一致的集体选择：把“不能写”自我说服成“不屑写”，把“难以出版”曲解成“本来就肤浅”。文学的定义权，在这个过程中被一小部分熟练掌握这套安全美学规则的作家、评论家和专家悄悄地垄断了。他们通过奖项、期刊发表、研讨会、项目资助、学院教学等渠道，构建了一个自我论证、自我循环、自我增值的封闭套路。
平庸之恶玩得如此自洽。
这套机制的唯一目的，是保障文学生产和传播的“安全”和“顺利”。它奖励熟练，鼓励精致，唯独不鼓励甚至惩罚真诚的勇气和真正的冒险。它使得文学越来越远离由哲学追问、宗教情怀、历史洞察和纯粹人性探索所驱动的伟大传统，演变成一种在严格限定范围内进行的、高度技术化的智力和情感操练。
真正的文学精神——那种对真实世界永不妥协、无畏的注视和追问——在这个系统内被有系统地驱逐了。最终，文学虽然存在，但其灵魂已断；作家虽然众多，但其笔已被套路。文坛的霸权之下，是一片被精心修饰过的精神《荒原》。
赐予的⊙力、自定的游戏规则、增殖的套路创作，让他们永霸他们塑造的文坛。
永霸文坛是他们的本能。
这是一群必定被后世体系定义为犯有平庸之恶的文学群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