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一个运行得特别顺当的时代，一切都严丝合缝。当代作家当然看到了，也自然写了下来。他们写生活的样子，写得细致入微，但那只让生活严丝合缝的看不见的“手”，他们的故事从不触摸。
这时代的厉害，就在于它不嚷嚷，却能让日子按部就班。当代作家们就在这按部就班里，找故事。
一，只管吃宴席，不问谁请客
作家们都写“得到”。余华写《活着》里的福贵，最后只剩一头老牛，这“拥有”写得惨，也写得透。王安忆写《长恨歌》的王琦瑶，一辈子兜兜转转，守住的那点上海小姐的派头，就是她最要紧的“得到”。
孙少安得到了口粮。
孙少平得到了煤矿的肉丝。
他们的孙得到了代款。
……
写得好，写得深。写透了人的那点念想。可这宴席是谁摆的？谁定的菜单？谁有资格入席？规矩是谁立的？作家们不往下问。他们津津有味地描写桌上的菜，描写吃饭人的表情，描写散席后的杯盘狼藉。至于后厨怎么运作，采购单谁批的，他们从不追问。读者看多了，也就习惯了赴宴，忘了问请帖是谁发的。
二，只管跑得快，不问路是谁修的
他们也写“挣扎”。刘震云写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，里面的人为了找一句能说得着的话，能跑遍半个中国。这是嘴和心的挣扎。金宇澄写《繁花》，阿宝、沪生、小毛在阁楼、在饭局、在工厂，为一点情义、一点生计，来回奔波。这是市井里的挣扎。
他们带点苦味的小说都挣扎过。但挣扎过后一片岁月静好。
写得真是好，把人心那点折子都熨开给你看。但他们只写人在路上跑得有多累，鞋磨破了几双。这条路为什么往这儿修，不通往别处？路上的指示牌谁安的？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往这个方向跑才对？他们觉得，那是路政的事儿，不是文学的事儿。文学只管刻画跑的人。看久了，读者也觉得，路嘛，天生就是这样的。
三，只管回忆温暖，从不回忆怎么凉的
处理过去，他们有办法。莫言写《红高粱》，把那点血腥、野性都泡进高粱酒里，写成了一股子热辣辣的“民族精气神”。把惨的、痛的，都化成了墨家那点匪劲。
王安忆写《天香》，申府绣艺的衰败，写得哀婉，也写得精美，像把一座荒园修整成了供人观赏的盆景。
历史是当代史。怎样写历史，他们的价值观就怎样。
他们有种本事，把生铁的历史，打成了艺术品。冰凉的铁疙瘩，被打磨出了温润的光泽。鲁迅的那些有棱角的质问、冰冷的批判，在炉火里烧一烧，锤子下敲一敲，变成了可以放在书架上的挂件。历史成了摆件，供人凭吊、赏析，却不再扎手。大家看着这精美的摆件，忘了它当初可能是一把刀。
四，只管日子稠，不管谁调的料
描写当下，他们是高手。刘震云写《一日三秋》，笑话里掺着泪，把延津人的苦乐生死拌成一碗稠粥。
毕飞宇写《推拿》，沙宗琪推拿中心那点明暗、燥静、男女，写得密不透风，这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。
他们有《宝水》。
他们有《湖光山色》。
他们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。
……
他们把这锅“日子”熬得又浓又香。他们只管描写火候，描写食材在锅里的翻滚。至于这锅是谁支的？下的什么米？哪来的水？火候大小谁在调？他们觉得，那是厨子的事，美食家只管品滋味。他们把一锅饭描述得活色生香，让你忘了去想，为什么我们碗里的，总是这一种饭。
当代作家耳聪目明，懂得什么该写、什么不该写。他们知道，刨根问底，故事就不好讲了，也不“美”了。他们觉得，把人的那点冷暖、欲望、生死写透，就是天大的事。至于这人活在一个什么样的“框框”里，这“框框”怎么来的，他们的眼仁转圈圈了。
他们写出了最生动的人，于是我们看到了森林里每一棵树的摇曳。但森林是怎么长成这样的？谁规划的林地？谁定期来间苗？阳光和水怎么分配？这些事，在他们的故事里，成了沉默的背景。
读者合上书，被人物的命运攥住心神，或叹息，或沉思。觉得文学真深刻，人生真复杂。也就顺带着，觉得这让人生得以展开的“舞台”，它存在得是那么自然而然，理所当然。
文学站到了它最高的地方，一片光辉，却从不再低头去查看，脚下是土还是夯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