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文学的使命止步于记录时代的呻吟，中国当代作家堪称优秀；如果文学还应该担当价值重建的重任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则暴露出惊人的无能。
在解构历史、颠覆传统方面，他们展现了令人钦佩的勇气与技巧；然而当废墟清理完毕，需要打下新地基、竖起新梁柱时，他们却集体失语。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，而是精神觉悟低下；不是形式困境，而是思想无能。
一，旧瓶装新酒
许多作家一生都在与传统的幽灵搏斗，结果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这个幽灵最忠实的守墓人。他们的反抗充满表演性，他们的批判充满妥协性——最终都悄悄完成了对旧价值的变相以同。
刘醒龙的《天行者》堪称这种写作的典型。当乡村教师的苦难被美化为“燃烧自己照亮别人”的圣徒叙事，作家的笔触就完成了一次狡猾的转换：将社会性、结构性的问题，偷换为个人道德与奉献精神的赞歌。教师作为人的基本○利、职业尊严、合理诉求被一笔勾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支被浪漫的“蜡烛”。
这种写作不是解放，而是上麻药；不是批判，而是隐勾结。作者在塑造道德偶像的过程中，巧妙回避了对制造苦难的结构性根源的任何严肃追问。
张炜的《古船》试图以家族史诗反思历史，却暴露了更深层的无能。主人公隋抱朴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挣扎了半生，最终的救赎之路竟是退回到宗族血缘的那里去。当现代性的人格建立让位于前现代的宗法归属，这部小说就宣告了自身思想资源的枯竭。作家能看见旧世界的问题，却无力建构现代文明价值体系，只能在传统伦理中剜肉补疮，竟把这种修补美化为精神返乡。
在年轻一代的写作中，这种思想的惰性以更精致的形式延续。葛亮的《北鸢》用典雅的笔触浮沉民国世家，字里行间弥漫着对旧式文人风骨的无限追怀。可是，这种怀旧，实际上是安全的逃逸——逃逸到那个早已被历史封存的、被审美净化过的“传统”中去，以此回避对当代精神困境的正面强攻。
二，思想的二道贩子
如果作家不敢直面本土最坚硬的现实，另一种便捷的小路便应运而生：做西方理论术语的搬运工。异化、荒诞、存在主义、魔幻现实主义……这些概念被当作进口化妆品，涂抹在苍白的思想面孔上。这不是真正的思想交锋，华丽的掩饰。
残雪被冠以“中国的卡夫卡”之名，这个称号本身就极具反讽。卡夫卡的荒诞建立在对现代官僚系统、法律虚无与人类异化处境的系统批判之上，是一种哲学追问。而残雪文字中的怪诞，更多的是个人潜意识与家庭梦魇的碎片化展演。如果“异化”用来装饰，不是解构社会的手术刀，这样的写作就成了逃避现实的精神魔术——它以“深刻”的面具，掩饰了思想穿透力的无力。
更令人失望的是所谓“先锋文学”的后续发展。孙甘露的《呼吸》等作品，将意识流的技法推向极致，句子如诗歌，意境如梦境。然而它把语言实验本身作为目的，“怎么写”完全压倒了“写什么”和“为什么写”，这种先锋是一场智力优越感的炫技。
年轻一代的国际化写作则暴露出另一种空虚。徐则臣的《耶路撒冷》让70后主人公们反复谈论这个遥远的圣城，试图以此描绘一代人的精神漂泊。然而“耶路撒冷”在小说中更像一个空洞的标签，一个为作品增添“国际视野”与“宗教深度”的装饰性符号，与那片土地真实的历史苦难、信仰冲突几乎毫无关联。
这种写作暴露了作者内在的贫乏。作者没有能力在本土文化中找到解析精神困境的资源，便只能借用人家的符号来掩饰这种无根性。
三，技术主义
当代作家早已将文学创作的重心，从心灵的探索转移到技术表演。他们是技艺精湛的匠人，却是思想上的侏儒。
马原在八十年代以“叙事圈套”震动文坛，这一形式革命功不可没。但其造成的后果同样严重：无数后来者将“元叙事”奉为金科玉律，却只学到了故弄玄虚。当复杂的结构不再服务于价值的深掘，而技术游戏时，文学就成了词语的狂欢。读者在迷宫中打转转，最后发现里面空无一物，只有作家得意的签名。
余华凭借《活着》获得了巨大的名声，也将一种危险的写作推向了极致。福贵承受的惊人苦难被作者简化为“活着就是一切”的生存哲学，忍耐被升华为最高美德，它其实完成了一次隐形的价值偷换——将对苦难社会根源的追问，悄悄地转化为对个体承受力的审美赞叹。这不是对生命的敬畏，而是对不公的默许；不是坚韧的颂歌，而是反抗的消音。
新生代作家在市场与技术的双重诱惑下，发展出了更“聪明”的写作策略。双雪涛的《平原上的摩西》将类型文学的悬念叙事与纯文学的细腻精巧地嫁接，石一枫的《借命而生》以刑侦外壳包裹社会批判，这些作品无疑更具可读性与传播力。然而问题也在于此——沉重的历史反思被纳入高度风格化、节奏精准的类型框架，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为扣人心弦的个人命运传奇，那些真正刺耳的、令人不适的真相，也被叙事技巧掩盖。
四，无能背后的综合症
这种集体性的“建构无能”非一日之寒。
第一，历史断裂：
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剧烈断裂与震荡，使几代作家丧失了价值上的方向感。面对传统的庞大遗产，他们要么全盘拥抱，要么彻底拒绝，却鲜少有人具备鲁迅式的“拿来主义”智慧——批判地继承，创造地转化。
第二，文化失语：
在全球化的冲击下，许多作家陷入双重失语。一方面，他们与自身的大传统产生了距离；另一方面，对西方思想资源又停留在肤浅的借用层面。既不能“接着传统讲”，也不能“对着西方说”，最终陷入无能状态。
第三，市场适应：
在文学日益边缘化、市场化的今天，写作不得不考虑“销路”。对传统价值的温情包装、对西方概念的时髦借用、对叙事技巧的有意打磨，往往比艰难的价值重建更能获得市场认可。精明取代了勇敢，算计取代了真诚。
第四，思想犬儒：
更深层的是，一些作家在潜意识里已经接受了“无法改变”的预设。既然结构性的批判面临重重困难，既然正面的价值建构充满风险，不如退回安全的地方：或怀旧，或炫技，或以解构一切为乐。这种犬儒看似聪明，实则是创造力的彻底投降。
五，重建文学的尊严
然而，文学的尊严恰在于其超越性。它不应只是时代的镜子，更应是照亮前路的灯光；不应只是记录时代的陷落，更应探索爬出去的可能。
中国作家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技巧训练或理论武装，而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超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