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，写不了该写的，可以不写。
一个写作家把“发表”置于“表达”之上，把“生存”凌驾于“真实”之时，他已经完成了对文学的第一重背叛。这是一种精明的算计。
他们非常清楚：披着“作家”的外衣，可以换取市场稿费、协会头衔、大学教职、社会声誉，这是一条比许多行业都轻松体面的截径。
所谓的“不得不”，实际上是“两样都想要”——既想要文学带来的现实利益，又不想承担文学应有的灵魂风险。于是，笔不是用来刺破迷雾的锥子，而是搅拌浑浊的棍子，最后端出一锅名为“作品”的糊涂面，如此，还要求世人品尝其“深邃的无奈”。
真正的无奈是沉默，而他们，话太多，又太安全。
二，不要利用文学的影响带来更多的毒害
一个平庸的作家，其危害远超一个平庸的商人。商人提供的次品，损害的可能是一时的物质利益；作家提供的次品，污染的是一个族群乃至整个人类。
他们在做三件具体的事：
（一）将“胆怯”体系化：
发明一套回避核心问题的写作工艺。只写遥远的过去，不写正在发生的现在；只写抽象的人性，不写具体的人的境遇；只写风花雪月的情绪，不写切肤之痛的命运。并将此包装为“艺术的超越”。
（二）将“扭曲”正常化：
长期浸泡在一种经过消毒的文学表述里，会让读者渐渐觉得，那种欲言又止、顾左右而言他的文本，才是“高级”的。
这直接导致公众语言表达能力与思想穿透力的严重退化。
（三）将“责任”虚无化：
通过反复强调“艺术的独立”与“个人的渺小”，他们巧妙地卸下了本应关联时代的重担。最后，写作变成一种与任何人无关的、精致的写作游戏。
这不是水平问题，这是方向性的毒害。
他们正在用华丽的修辞，砌筑一堵阻挡人们看清现实的墙。
三，不以为耻，从不忏悔
观察他们的一切，可见一条清晰的套路
第一步，将“限制”内化为“特色”。外部条件说“有些领域不要碰”，他们则宣称：那些领域本就浅薄，我们专注的是更高的人类永恒。他们将被迫放弃的战场，描述为自己主动选择的净土。
第二步，建立内部标准。在这个圈子里，评价作品好坏，不再看它揭示了多少真相、承载了多少勇气，而是看它是否娴熟地运用了那套安全的话语方式，是否得到了圈内“权威”的认可。奖项、研讨会、项目基金在此逻辑内自我循环，巩固他们的利益同盟。
第三步，输出价值观。他们通过散文、访谈、文学教席，将这套“安全美学”定义为真正的、高级的文学传统，将任何直面问题的写作贬低为“粗浅”、“不懂艺术”。他们培养门徒，形成谱系，最终构建一个排他的、傲慢的、并与真实世界隔离的“文学帝国”。
在这里，没有人忏悔，因为所有人都参与了规则的制定，并都是这套规则的既得利益者。
背叛文学成了入行的敲门砖，并被他们美名为“成熟的智慧”。
四，此时不批何时批
因此，批判是必要且紧迫的行为。这批判，不指向个人的处境，而指向集体的共谋；不苛求他们每个人都成为英雄，但唾弃所有将懦弱打扮成智慧的行为。
我们必须指出：
如果一整个时期的文学都充斥着令人费解的“含蓄”与“沉重”，这绝不是是思想的深刻，是表达的残疾。
如果作家群体普遍呈现出对时代重大命题的远离与失语，这不该被颂扬为“定力”，而应被诊断为群体性的平庸之恶和无知之罪。
文学评价的标准越来越依赖于圈子内部的黑话和利益交换，这说明：文学本身就已经死亡。活着的只是名为“文学”的寻租游戏。
批判的目的，是夺回他们的定义权：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勇气与尊严？它不是由那些在安全地带精耕细作的既得利益者来定义的。
沉默可以是金。但利用沉默来镀金，这是对文学的亵渎，也是对历史的欺诈。后世翻开这卷书页，只会质问：你们为何集体催眠？
我们的批判，就是为了让这个质问，在今天就被听见。
再啰嗦一遍：
不敢写该写的，别写。
不要用毒害性更大的文学毒害大众，
选择这离文字的生存手段去寻找个人生存。
既不忏悔，还要建立文学帝国，那就请接受审判。
请停止虚伪的写作。